我的人生信条很简单：希望国家繁荣昌盛，人民生活安宁，而我能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。我最大的特点是喜欢刨根问底，探究事物的本质。
从小，我对大自然中五彩斑斓的花朵感到好奇，总想知道它们为何拥有如此丰富的色彩。这种求知欲驱使我通过阅读、提问和思考来寻求答案。我坚信，无论面对何事，都应保持追根究底的精神，不放过任何疑问。
我的祖父王西星是一位精明的商人，在我父亲年仅10岁时便离世。我的祖母独自抚养了父亲和叔叔，之后又将几位孙辈拉扯大。我出生于1924年，童年时光在上海法租界的高安路度过，接受的是教会学校的法式教育。小学就读于萨坡赛小学（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），随后进入震旦大学附属中学（现上海市向明中学），并最终在震旦大学医学院（现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）深造。毕业后，我在广慈医院（现瑞金医院）工作。
我的家庭秉持着中国传统的教育理念。我们兄弟五人的名字合起来是“仁义礼智信”，而我作为老二，名字是振义。祖父慷慨地将部分财产捐献给“万国董事会”，支持了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，并资助上海医疗队前往武昌起义前线进行战地救护。我的父母也乐善好施，认为奢侈浪费是可耻的。他们常告诫我们：“你们有没有想过那些无家可归、生活困难的人们？”
父亲毕生的心愿是培养我们八个子女成才，让他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，为国家效力。我的兄弟们大多从事理工领域，例如五弟王振信，被誉为“上海地铁之父”，为上海地铁的设计与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小时候，每周的家庭餐桌旁，父亲都会仔细检查我们八个孩子的学习情况，根据成绩给予表扬或惩罚。我因成绩优异，从未挨过手板。
我自幼便对科学充满兴趣。中学时期，我在学业上投入了大量精力，同时也广泛阅读课外书籍。
我的生活轨迹，包括家庭、学校和医院，都集中在上海卢湾区那一小片区域。我的法语学习始于小学阶段。当日本侵略者要求学校开设日语课程时，我们学校坚决抵制，拒绝执行。那时，我每天阅读《申报》，与父母一同讨论日军在中国犯下的暴行，心中充满愤怒。
父亲为人严谨且沉默寡言，对子女的管教十分严格，生活朴素，这些都深刻影响了我的性格。中学时期，战乱频仍，日军的暴行令人发指，生活异常艰难。那时的我，可以说是悲观主义者。离开法租界，经过日本侵略者的关卡时，需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和搜身。震旦大学附属中学有许多法国籍教师，他们多为天主教徒。他们放弃优渥的生活，来到贫穷的中国兴办教育，在我看来是极其伟大的。我与六位志同道合的中学同学，经常聚会，共同学习英语演讲，分享阅读心得和新知识，形成了一个学习小组。我们都渴望提升自我，能够帮助他人，立志成为大公无私的良善之人。这六位同学对我意义非凡，我的微信名“Seven John（7个约翰）”便是纪念他们。尽管他们已离世，但他们依然“活”在我的微信里。
我与祖母感情深厚，她因伤寒离世，年幼的我对此深感悲痛，不理解为何名医也束手无策，这促使我立志学医。父亲也希望家中能有一位成员从事医学事业。我学习法语，因此选择就读法比派的震旦大学对我而言更为便利。进入医学院后，我并未立即确定未来的专业方向。后来，我主动选择了内科，认为自己动手能力或许不足，但思考能力尚可。
医学院的课程十分繁重，但我深受老师们的喜爱。生理学和病理学老师在班上仅挑选了两名学生进行重点培养，我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利用课余时间为我“开小灶”，专门带我去病理科学习看片。老师本人也是医生，主动加班，一对一地指导我。我以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。
20岁时，我与同学谢竞雄相恋。巧合的是，我们家都住在高安路，我便以女孩子独自上学不安全为由，每天护送她往返，从此相爱一生。她是儿科医生，我一直尊称她为“谢医生”，她也始终叫我“王医生”。
新中国成立前，国民党的腐败政治令人深感失望。我的三弟振礼被捕，我为他四处奔走营救。振礼是我兄弟中最聪明的，他仅仅因为拍摄了学生运动的场景而被捕。我的大哥振仁，在新中国成立前已是中共地下党员，我们全家都是通过他初步认识共产党的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共产党的政策深得民心。就连我的母亲也成为里弄干部，我至今记得她曾手持喇叭向居民呼吁注意安全。
那时，革命初兴，万象更新，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充满了互助精神。1957年，一个法国天主教代表团来华访问，其中有人感叹：“天主教想要实现的，现在你们中国做到了！”确实如此，上海从混乱中焕然一新，出现了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的景象。我刚从震旦大学毕业，便致力于攻克疑难杂症，并积极参与公益事业，担任医院工会副主席。我曾是卢湾区第一届人民代表，后来又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、全国人大代表。
当然，我个人和国家一样，也经历过困难。在党的正确领导下，我逐渐认识了自己。我曾一度认为，此生可能再也无法重拾医生这个职业，那时的我失去了生命的意义。然而，我别无所长，只会做医生，只想救治病人。即使让我一直在农村做一名赤脚医生，我也心甘情愿。
我一生大致做了四件主要事情。
第一件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我前往浙江嘉兴为解放军治疗血吸虫病。当时，为了解放舟山群岛，战士们在太湖进行军事训练，游泳、驾舟，却不幸感染了湖中的血吸虫，严重影响了战斗力。我奉命前往为战士们诊治，疗效显著，因此获得了三等功。
第二件事是抗美援朝期间，我奔赴东北中朝边境，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提供医疗服务。在那里，我遇到了一种“怪病”，一群战士出现咳嗽、头痛等症状，被诊断为肺结核伴结核性脑膜炎，但治疗效果不佳。我仔细询问病史，许多战士提到常在河汊、田垄中捕捞小鱼小虾，战事紧张，未煮熟便匆匆食用。我联想到《实用内科学》中的相关描述，并在显微镜下观察病人的血痰，最终确诊为肺吸虫病。原因是未煮熟的小龙虾体内含有大量肺吸虫。对症下药后，病情得到控制。部队领导对此非常满意，授予我二等功。
第三件事是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能够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。这种病症极为凶险，极易发生大出血，90%的患者在两周内死亡，是全球血液病医生最棘手的白血病亚型。作为一名血液科医生，目睹年轻患者在眼前逝去，我深感痛苦。我长期研究此病，查阅最新文献，多方寻找治疗药物和方法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，最终发现了全反式维甲酸的疗效。我的妻子谢医生退休后在儿童医院担任顾问，得知一位小患者病情危急，便联系我询问是否能用我研究的药物救治。我告知她，该药物在动物实验中效果显著且毒副作用较小。在征得患儿家长同意后，我们使用了该药物，孩子得以康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药物价格低廉，服用方便，能将“坏细胞”转化为“好细胞”，使95%的患者症状得到缓解。
在此基础上，我们进一步联合三氧化二砷，形成了治疗该白血病的“上海方案”，并成为国际医学界的标准疗法。我因此获得了国际肿瘤学界的最高奖项——凯特林奖，获奖评语称我为“人类癌症治疗史上应用诱导分化疗法获得成功的第一人”。当年发表的论文是全球百年来引用率最高、最具影响力的86篇论文之一。我必须强调，这不是我一人的功劳，而是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果。我放弃申请专利，是为了让全球患者都能负担得起，并尽快获得救治。当时，一盒药不到10元，总治疗费用不足100元。
第四件事是“开卷考试”，我充当年轻医生的“拐杖”。80岁之后，我不再直接参与临床一线工作。但我要求血液科每周提交一个真实的疑难病例，由年轻医生出题，我通过查阅文献资料，反复斟酌，于每周四到科室参与讨论。我能在两天内从近万篇文献中筛选出100篇相关论文，再从中精选二三十篇制作成幻灯片与大家分享。这项“考试”持续了20多年。年轻医生在临床科研工作上十分繁忙，我替他们进行文献的泛读和精选，以便他们应用于临床，扮演着一位老“拐杖”的角色。记录“开卷考试”的《瑞金医院血液科疑难病例讨论集》已出版三卷。
“开卷考试”有三大益处：一是解决病人问题，至少能取得初步进展；二是教会年轻医生如何检索文献并分析问题；三是持续学习并获取最新信息，保持大脑活力。因此，“开卷考试”对我而言是一种巨大的享受。
我非常感激改革开放，它为我们提供了发现新事物的机会。思想的解放和条件的成熟，才促成了后来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。
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，其中有三位成为了院士。但我认为这并非我个人的功劳，而是国家和社会培养的结果。陈竺同学本身就非常优秀，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；陈赛娟是第二名；陈国强担任海南医科大学校长，在改革方面走在前列。是时代给了他们施展才华的机会。
每个人的学术生涯都如同一条抛物线。当一个人处于科研的巅峰时，接下来可能会面临下滑。因此，在达到抛物线顶点时，就应该适时退居幕后，将舞台交给下一代更优秀的人。这样，整条抛物线的顶点就能持续向上，而不是向下，这对整个事业的发展更为有利。当年，我迅速将血研所所长的职位交给了陈竺，因为我知道他能够做得比我更好。
我在上海生活了百年有余，但没有自己的住房，现居住的公寓是瑞金医院为我租住的，日后需要归还。
今年我已102岁高龄，似乎被时间遗忘了，但国家并未忘记我这位普通医生。2024年，我荣获了至高无上的“共和国勋章”。唉，我最思念的人是我的妻子谢医生。她在我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前就已离世，那是2010年的事。她未能亲眼见证这一荣誉，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与我一同经历了很多艰辛。
有媒体称我为“中国药神”，这绝非事实，何来神之有？而且，“上海方案”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。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只是白血病中的一个亚型，仍有许多白血病种类是目前无法治愈的，这让我深感焦急。我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一代去探索解决之道……
